(驱动中国/邓支航)11月下旬，有关iPhone 17系列在中国市场的一路“狂飙”，助推iPhone出货量登顶全球第一，市占率再创新高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在整个消费电子市场虽现轻微反弹但整体仍疲软的背景下，苹果的这一逆势上扬显得尤为刺眼，让人感觉市场似乎已经变成了户晨风口中那个只存在“苹果手机”和“安卓手机”的二元世界。
直到12月11日市场传来最新消息，华为通过最新发布的Mate 80系列热销，终于开始遏制苹果iPhone份额一路高歌猛进的势头。
如果从产品力的维度来解读，多数舆论会把最大的功劳归结于新品iPhone 17系列终于做出改变的外观革新，也会惊叹于A19芯片的性能跃升，还有人赞美它升级的拍摄与续航能力，当然也包括高刷屏和稳固的生态。
作为内容生产工具，虽然iPhone在很多数场景下的拍照能力已经落后于国产手机，但其优秀的视频摄录能力，让其在以视频内容为核心的社交媒体时代保持了极高竞争力。
而抛开产品本身，iPhone爆卖固然也存在一定的市场环境和价格策略因素，包括国产高端机表现、国内消费补贴等因素，一些影响因子甚至可以追溯到数年前iPhone11时代苹果开始掌握“相对定价权”的叙事逻辑，在此笔者就不展开了。笔者在这里想要重点谈的是一些相对更隐蔽的微观因素，那就是社交媒体的舆论环境对于iPhone销量的影响作用。因为iPhone在中国市场呈现的一些消费特征，更像是一种社会心理的折射。
iPhone的社交标签属性再次发力是明面上的浅层逻辑
在社交媒体时代，消费早已超越了使用价值，演变成一种社交货币。多年前，微博上的“来自iPhone客户端”的小尾巴，曾是初代互联网用户的身份标识。如今，这种标识转移到了短视频和精修图片的每一个像素里。iPhone 17的外观渲染图尚未发布便能霸榜热搜，并非大众对技术有多么狂热，而是人们急需一个新的“打卡道具”。
在经历长达数年外观基本不变之后，设计终于革新的iPhone 17系列似乎又找回了当年的流量号召力，成了新的流量黑洞。我们不断地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关iPhone 17系列直接或者间接的各类内容，包括故意加上的“拍照设备水印”外挂以及我们非常熟悉“不经意”的自拍照，这类内容明显比以前多了。
“外观变化+社交露出”的双循环驱动逻辑再次助力了新款iPhone的销售，这是一个多次被历史验证的市场现象。但这个老套的逻辑并不能解释前几年每代iPhone外观没有太大变化但市场地位越来越稳固地排在份额前三位的现象。要知道早几年前，iPhone份额进前三并不是常态。因为在这表象背后，可能还潜藏着另一个更为隐蔽又更为残酷的深层逻辑。
“显性消费”的狂欢：被神化的洋品牌与被审视的国产货
社交媒体时代，促进了更易符号化的“显性消费”。而这种“显性消费”的逻辑在算法的推波助澜下，形成了一种针对洋品牌和国产区别审视的怪诞舆论场：国外品牌代表“懂行”、“高端”、“审美”，而国产品牌则往往被打上“抄袭”、“低质”、“营销过度”的标签。
打开社交媒体的评论区，这种双标触目惊心。iPhone和特斯拉总是最是被列为最推荐的那类品牌。在很多社交舆论场合，比如若是推荐羽绒服，言必称“大鹅（Canada Goose）”或“蒙口（Moncler）”； 若是聊电视，索尼便是不可逾越的丰碑； 若是谈空调，大金或三菱才是中产的标配，谈冰箱，必须得是嘉格纳或利勃海尔之流。一些评论区如果出现推荐国产那一定会成为被喷最多的对象，甚至连铅笔、胶带、剪刀这种最基础的日用品，舆论场里也充斥着对国外“专业领域品牌”的膜拜。而且伴随这种舆论氛围，让网友们有一种国人都已经过上了“人均法拉利”生活的荒诞幻觉。
仿佛只有使用了这些品牌，才能获得一张通往“高阶生活”的通行证。相反，一旦提及国产同类产品，评论区画风突变：“水军”、“抄袭”、“虚标”。唯独在国外无强势竞品的领域，或者是某些已经被老外们的舆论场得到认可的国货，社媒才会展现出“理性”——因为此时，吹捧国产不会消解其“懂行”的人设。
这种现象的本质，无非是三重病态心理的叠加。其一，是自卑包装的虚荣。将国际品牌与“精英身份”绑定，本质是缺乏自我认同的表现。其二，是思维固化的偏见。部分人带着“国产原罪”的滤镜，将个别品牌的质量问题扩大为整个产业的原罪，却对洋品牌出现的问题选择性失明。其三，是一部分人通过“卖弄认知”来确立优越感。他们通过吹捧大众不熟悉或价格高昂的国外品牌，在社交舆论场树立起“专业”、“懂行”的人设，以此区别于所谓的“庸众”。
“现代愤青”的思维陷阱：以偏见为“独立思考”
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种舆论土壤？
如果从微观心理层面剖析，这是一种典型的缺乏文化自信的自卑与虚荣的混合体。但更值得警惕的，是当下舆论场中一种名为“现代愤青”的群体心理。
这类人群与传统意义上的愤青不同，他们不是盲目排外，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盲目排内。在他们的思维惯性里，凡是国产的，必然是不行的；凡是宣传爱国的，必然是营销绑架。他们将这种“凡国产必反”的态度，误以为是“人间清醒”和“独立思考”。
“偏见”往往被伪装成“真话”。 这类社媒舆论往往具有极强的片面性和极端性。我们看到，诸如户晨风之流的主播，正是精准捕捉到了这种情绪，通过制造极端的对立话题，收割着这波“恨铁不成钢”变质后的流量红利。
由于笔者也在做舆论舆情大数据相关的研究，通过专业舆情大数据手段的监测分析显示，户晨风粉丝及其拥护者的用户画像，与典型的“现代愤青”特征用户群高度重合。更有意思的一个监测数据是：这类充满现代愤青特征的社媒言论，每逢寒暑假期间便会出现明显的波峰。
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这种非理性的、难以宏观辩证看待问题的声音，有相当比例的是来自尚未涉世未深的学生群体。他们年轻、冲动，更喜欢在网络发言，容易被“精致利己主义”裹挟，在尚未理解国家工业体系构建的艰难之前，先学会了用键盘否定一切，来标榜自己的“独立思考”。回顾过去，这类人群极易被利用搞出群体性荒唐事件。当然，笔者也必须承认的是，自己在学生时代也曾经历过盲目排内的“现代愤青”阶段。
在这些“现代愤青”的舆论里，甚至掺杂着荒诞不经的谣言：“国产电动车的发展全靠特斯拉开放专利”、“国内的通信技术远落后于马斯克的星链”。这些反智的言论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正是因为它们迎合了那群急于证明“外国月亮比较圆”的人的心理需求。
这些舆论特征也恰恰印证了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说的那句:“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
社媒舆论绝非“说说而已”，它早已成为左右消费决策、甚至影响产业走向的关键力量
或许有人会问：网上的喷子而已，真的能影响现实世界的经济吗？答案是肯定的，且影响深远。如果作用不大，CIA也不会投入大量资金在社媒对我们搞舆论战。
社媒舆论能够潜移默化地重构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在西方，社媒舆论能左右大选；在中国，它可能正在左右一些产业的生死。
2019年的手机市场变局就是一个积极的生动案例：当年华为遭遇美国制裁，孟晚舟被扣押引发全网声援，被民族主义裹挟的社交舆论爆发，助推华为手机上半年国内市场份额逆市暴涨至37.3%，成为当时唯一实现增长的品牌，以至于华为被媒体问到“华为手机一家独大，良心不会痛吗？”。
当然，笔者必须承认，包括iPhone在内的很多国外品牌产品依然拥有优秀的用户体验，我们在这里讨论偏见，绝不是否认对手的强大，更不是要捧杀国产，搞“遮羞布”式的保护。比如一些国产手机营销过度的现象也要批判，对于现在的受众来说，一些营销套路在被揭穿后总会带来负面品牌效应，显然已经不适合这个社媒舆论时代了。
这里讨论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的舆论环境已经没有给国产品牌一个公平竞争的起跑线了。 对于内卷严重的国产品牌而言，这不仅是同质化竞争的悲哀，更是舆论环境恶化的苦果。当新的购买力（尤其是年轻一代）在小红书、抖音等平台寻找攻略时，他们看到的往往是已经被“偏见”过滤后的信息。
警惕产业“倒在黎明前”：宏观视角下的危机
如果我们将视角拉升到国家宏观经济的维度，这种针对国产的舆论围剿，显得比较幼稚且危险。当前，我们正处于逆全球化的寒风中，外部环境的封锁与对抗日益严峻。国家正在大力促进经济内循环，试图推动制造业从“大”向“强”迈进。
在这样的关键节点，宏观环境的好坏，直接关乎每一个普通人的饭碗。
现实情况并不容乐观。在成熟的国外品牌体系和占据优势的舆论场夹击下，这些年笔者看到了太多认真做产品的国产品牌的倒下。 一些优秀的科研成果转化刚刚落地，产品本身过硬，但因为缺乏品牌光环举步维艰。如果投入巨额营销费用去对抗舆论偏见，成本就会高企，丧失价格竞争力；如果不营销，就只能陷入“酒香也怕巷子深”的泥潭。最终的结果是，要么为了生存降低成本，步入质次价低的恶性循环；要么为了规避国内的舆论偏见和内卷，直接放弃国内市场，只攻海外。这是一种何其悲哀的“墙内开花墙外香”？
拒绝做“清醒”的埋葬者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希望。在《黑神话：悟空》这样的文化产品，以及一些口碑扎实的国民品牌领域，这类偏见正在消退。这说明，产品力终究是打破偏见的硬道理。
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国内产业青黄不接，一些领域被围困在低端制造的漩涡中，才指望那些带着偏见的“现代愤青”们觉醒。
作为消费者，我们有权利选择更好的产品，但我们应当警惕那些被算法和虚荣心构建起来的“伪认知”。 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批评国产的不足，但请基于事实，而不是基于“出身”。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对国产品牌多一份客观的审视，少一份无脑的贬低，不仅是对中国制造的尊重，归根结底，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未来的发展空间。别让社媒上的“洋气”，成了扼杀中国产业升级的“毒气”。 (驱动中国/邓支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