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蒋介石只准日本向国民党部队投降?

本文摘自《国共三年血战：巅峰对决》 作者：亦客

1945年8月10日一大早，居住在陪都重庆市郊歌乐山区别墅山洞林园的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刚刚用过早饭，习惯地步出室外散步。

重庆之称陪都，在于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进攻民国首都南京，国民政府看南京难保，不得不暂移都重庆。

门前树枝上突然飞来大群的喜鹊，嘁嘁喳喳叫个不停。蒋介石自言自语道：“喜鹊叫喜事到，难道今天要有什么好消息?莫非是日军要正式宣布投降了，还是重庆又破获了中共地下党?”

蒋恨共产党，但最仇视的还是日本，毕竟外侮大于内争，他期盼抗战早早胜利。从1931年9月日寇铁蹄开始踏上中国东北三省，到1937年全面侵华，至1945年8月中国抗战彻底胜利，屈指已整整14个年头。14年国人浴血奋战，无日不在期盼胜利。骄狂的日寇疯狂了14年，终于寿终正寝。中、美、苏、英4盟国最近已向其发出投降通牒，又加上友邦苏联百万红军对其宣战，现只等其最后声明缴械了。

夫人宋美龄随后跟了上来，左臂轻轻地挽起蒋介石右臂，一起信步花园。似乎感到夫妻恩爱相伴的美好，喜鹊叫得更响亮了。蒋抬头看着喜鹊，对宋美龄道：“达令(英文译音，意为亲爱的)，你看喜鹊叫得这样起劲，莫非今天要有什么喜事?”宋美龄道：“达令，相信科学，你怎么相信起迷信了!”

正说间，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气喘吁吁地从身后跑了过来，兴高采烈地报告道：“委员长，好消息，日寇决定……”脚下一块凸起的小石头将激动的陈布雷绊了一个趔趄。蒋和宋美龄双双转过身来，蒋道：“布雷，慢慢说。”

陈布雷平息了下喘息：“委员长，刚刚我接到赫尔利大使的电话，他说日本政府今天已分别向中美苏英4盟国发出乞降照会，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首先接到了照会。中央社已收到了美国电台的报道。”蒋连声道：“好啊，好啊!”转对宋美龄打趣地说：“达令，你看这是迷信吗?喜鹊是灵性之鸟，日寇投降，它早有感应了!”

顿时，蒋朝天长长地呼出一口气。这是一口屈辱之气，仇恨之气。这口气在心中压了整整14年。最严峻的是日寇全面侵华后的八年。八年，中国人用意志和鲜血，终于摧毁了穷凶极恶的日寇。这也是一口扬眉之气，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然而，呼出这一口长气之后，他隐隐感到心中还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是什么呢?

蒋即命陈布雷备车陪同到陆军总部去。汽车在重庆市区穿行。蒋看到喜闻胜利的重庆沸腾了。高楼店铺披红挂彩，大街小巷鞭炮齐鸣，男女老幼载歌载舞。汽车不时地鸣着喇叭，缓缓躲让着欢呼的人群。

陈布雷被胜利的喜悦感染着，仰望着蒋介石：“委员长，你看国人渴望和平自由的心情，像火山爆发一样啊!”“哼……”不料蒋板着面孔道：“布雷啊，你觉得天下能从此太平吗?这共匪......”

陈布雷答道：“委员长，和平自由，乃今国人心愿，孰敢违之?共匪不也是成天吆喝团结团结吗?”蒋道：“布雷啊，你太书生气了。难道你不知道共匪革命的对象吗?他最终是要革我的命，也要革你的命的。他是要推翻国民政府，仿照苏俄那样搞赤色*统治的。”陈布雷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蒋介石说的“共匪”是指中国共产党。八年国共联合抗日，他在桌面上不得不称中共，但在桌下总是咬牙切齿地称“共匪”或“奸匪”。他为什么那么痛恨中国共产党，究竟和共产党有着怎样的恩恩怨怨呢?

说来话长。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它向全世界宣布，它的纲领是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最终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时任孙中山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兼二支队司令的蒋介石对同事们说：“娘稀屁，这共产党不是什么好东西，它是要革我们的命的，要防着它!”

1924年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住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第一次合作，在广州创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参加学习的共产党学员在校传播共产主义，发展共产党员。担任校长的蒋介石至为气愤，悄悄将他们的名字记录在案。

1926年国共合作北伐，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革命军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威望大振。同时，中共在城市和农村组织工农暴动，矛头指向资本家和土豪劣绅。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怒不可遏，对国民党员说：“共产党这是背叛孙总理三*义，是乱国，是破坏国民革命!”

至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终于按捺不住心中怒火，毅然向共产党举起了屠刀。他下达命令：“对共产党宁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同时对中共湘赣革命根据地进行了反复5次大“围剿”。

1934年10月，中共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率领30万工农红军北上抗日。期间蒋介石围追堵截，红军艰难跋涉25000里，终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延安。可是悲惨得很，红军30万人还剩下不足3万。

可立足未稳，蒋介石又命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对延安进行大规模进攻，使中共又陷困境。所幸，基于爱国热情，张、杨悍然对蒋发动兵谏，迫使蒋停止了“剿共”，实行了国共合作抗日。

然而八年抗战，令蒋介石寝食不安的是，中共高举抗日旗帜，地盘不断扩张，队伍日益壮大。根据地从陕北扩展到东北、华东、华中以及江南大部，军队由几万壮大到百万。

蒋眼睁睁看着中共的发展，第一痛恨日本人，因为是日本人的侵略加剧，给了中共吆喝停止内战的借口;第二痛恨张学良和杨虎城，是张杨的鲁莽之举，中断了“剿共”大业。想想当年延安不过只有几万残兵败将，倘若重兵围剿，必不堪一击，可从此除去*内患，可惜错过了大好时机。

话又说回来，想到那次“事变”，他内心又多少感谢中共。多亏中共从中调停和平解决，国人可是一片杀声，党内亲日派更阴谋炸平西安要他的命。按说，他应该放弃反共，报答中共“救命之恩”。可他想，他对得住中共，是他答应了停止“剿共”，中共才有了喘息和发展的良机。这“救命之恩”就算报了。

他痛恨的是中共的本性没有改变，依然要消灭什么地主资产阶级，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骨子里是要推翻*政府。抗战八年，他明里暗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反对*的行动。尤为严重的是到处割据一方，发展武装，建立政权，成为国中之国，世界上哪一个政府能容忍呢?

所以，中共是他心中的一块磐石，腹中的一大隐患。他早就忧虑，等抗战胜利了，何以对付这不共戴天的仇敌?而今日寇已降，他第一反应就是单独接受日军及伪军投降，决不能让中共插手。

汽车驶进陆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何应钦及几位高级将领把他接进会客室。何应钦，字，敬之。他落座后就正颜对何应钦道：“敬之，今日本已照会投降，我们现在第一要考虑的是如何受降?你怎么打算呢?”

何应钦想，是国共合作抗日，按理受降应予中共协商，但他知道蒋介石痛恨*，不好明说，于是婉转道：“委座，是否要和中共商讨一下?”蒋翻翻眼皮：“你觉得有必要吗?”何应钦小心道：“如果我们单方，那能妥吗?一则中共是否答应，二则舆论……”

娘稀屁，什么中共，什么舆论!”蒋介石打断何应钦的话：“中国只有一个执政党，就是国民党;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就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只有一支军队，就是国军。国民政府及其他的军队是唯一合法受降者，什么舆论也不要怕!我是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你立刻以我的名义，通知日伪最高指挥官：第一日伪要维持现状，就地待降，伪军要维持好地方治安;第二日伪不准向国军之外的任何部队投降缴械!”他喘息了口，又强调道：“给日伪军说明白，就是只准向国军部队投降，不准向八路军和新四军缴械!”

蒋介石说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1938年国共合作抗日时达成协议，中共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改称第18集团军，由中共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朱德任总司令。随后，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除琼崖游击队外，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

何应钦应道：“卑职明白!”但心里想：“八路军和新四军可不是等闲之辈。”蒋介石又道：“你马上拟出一个受降接收人员名单，拟好后，先交布雷。噢，还有，现在日本是宣布投降，还未正式签字，你再以我的名义下达两道命令：第一，命令国军各部、各战区，要加紧对日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第二，命令第18集团军朱德部，原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

何应钦考虑受降人员名单，左思右想，八路军新四军不能忽视，还是有个中共的人员参加为好，于是他把朱德的名字列在了名单上。

陈布雷接到名单即呈送蒋介石审阅。蒋阅罢，提笔在朱德的名字上狠狠打了个叉号。陈布雷婉转劝道：“委座，中共代表只有一人，加上…… 对内对外，都说得过去。”

蒋不耐烦地说：“先让朱德待命好了!”陈布雷不敢再劝，但拿着名单一走出蒋介石办公室，心里就嘟哝道：“委座怎么连这点气量也没有，这说不定要引起轩然大波……”究竟中共的反应怎样呢?(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