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拿走文物的一些具体情节

　　林彪的喽罗××第一次到文管处是由陈伯达的喽罗带来的，

　　陈伯达的喽罗说：“他拿东西叫他取走好啦。”开始，林彪的喽罗假惺惺只拿一般的东西，说拿回去看一看，拿的东西记在陈伯达的帐上。后来他拿走的东西数量越来越大，而且都是最好的东西。林彪感到文管处这个地方有机可乘，什么图书都有，什么珍贵文物都有，而且算帐等于白拿，书几分一本，文物几角一件。

　　林彪喽罗经常换人，换过七八个经手人，又拿走大量珍贵文物，使我们怀疑他们究竟为谁拿东西，而且又是那么鬼鬼祟祟，遇到别人来他们就溜开，当我们问他们是为谁取文物时，林彪喽罗含含糊糊地讲：“为最高领导。”还假惺惺地讲：“首长非常满意。”林彪喽罗盗窃文物不择手段，打乱了文管处的库房管理制度，他们采取的手法是，口头上讲“由查抄库房找出来交资料库太麻烦”，而实际上是资料库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由管库的人找出东西，林彪喽罗可以不用手续直接从库房拿走，他们跑到孔庙，跑到北海，跑到府学后院的库房，总之没有一个库房没走到过。他们还感到文管处不能满足，还换上便服到工艺品公司、马连道库房、文物商店拿东西，有的直接拿走，有的拿回来后又从我们这里取走。林彪喽罗×××有时一天到文管处三四次，衣服也换几次，一回穿绿军服，一回穿空军服，一回穿蓝便服，车子也要换几次，有时坐上海，有时换伏尔加，有时换北京吉普，有时换骑自行车。

　　×××说，“凡是好的，都留下一人给一份”，“最高首长一份，黄……”。×××给每个人起了代号。××来了以后问过陈伯达，“我们不写名字，丢了不好”，从此用代号，陈伯达是104，因他是第四号人物，××用107、叶群108，李作鹏124，邱是……

　　70年4月以后，陈伯达开始找铜印子，以研究历史人物为名，从北海调来2800多方。第二次到北海库是拿砚台。叶(群)来刻“玉不琢，不成器”。70年5月15日至16日，我、××、××、×××一块到马连道外贸仓库找来18方砚台，不行，我又到文物商店找两次，约10块(每块50到80元，收回5元)，不行，×××又到北海拿走文物商店的8块。

　　70年5月陈伯达要徐悲鸿的画，林(彪)也要，××就让打开了战备箱，拿走了46张徐的画。要张大千的仕女画，因有张大千的款，陈伯达让把款挖掉。

　　刻好砚台后，按砚台作模子，拿模子到外边做盒子，做了30多个，花1000多元，一个子儿也没收回来。

　　陈伯达看见抄家来的打章的本很好，拿走了。陈的儿子来看本的样子，说可以用。林彪拿走159本，每本0.01元。黄永胜拿走44本。吴法宪拿走3本。李作鹏拿走10本。邱会作拿走10本。×××拿走15本。

　　70年3月开始，林彪喽罗××来要唱片，要邓拓的，不行，要密级的，就发动人去搞。军宣队想要唱片干什么？我想这是“斗批改需要”。从各处收来7.7万张，他们拿走，每张收1分。林彪拿走1083张，黄永胜180张，吴法宪182张，李作鹏191张，邱会作599张，共2215张唱片。69年底，林彪喽罗××拿来彩塑罗汉叫我和××给认，我们俩跑遍了雍和宫、广化寺都认不出来。

　　林彪喽罗说，“领导”需要一些东西，到别的地方买不合适，从你们这里拿，你们代办。不是文管处的业务范围的东西也让给找，如唱片、钢琴、八音盒、裱画、做砚台盒、刻字，甚至痰盂、泡菜坛子、裱画案板、石头等等。正如邱会作的老婆讲：“你们这里什么都有。”邱会作要泡菜坛子，邱的老婆孩子来要钢琴，林(彪)要鱼缸。

(五)退回一批文物的情况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感到做贼心虚，71年3月份林彪的喽罗退回一批文物，当时来时，正遇到有别人在，他们偷偷摸摸地将这批东西搁在宣传队屋子里，事后他要取走从文管处拿东西的底单，想销赃灭迹。

　　二中全会后陈伯达的秘书急急忙忙退来一批东西。71年2月林(彪)退回一批东西。71年3月林的秘书来，要把他买的东西的单子要回去，我说“不行，应留下一份”。我们留了一份，现在才好统计。

　　三、史料解读

　　仔细阅读前文引述的原始材料，可以看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其中有些情况特别值得注意。

　　——林彪当时是权倾天下，声名煊赫的副统帅、接班人，他本人是不可能亲自出面窃夺文物的。亲自出马的都是他的老婆叶群和林、叶的秘书。叶群的地位也很尊贵，目标也太大，故来的次数也不多。来的最多的是林、叶的秘书。林、叶所窃夺的文物的数量在他们那个集团中是最多的。而陈伯达、黄永胜等人窃夺的文物则一般在数百件。林彪虽未亲自出面，但实际是窃夺文物的决定者、主谋。当他的秘书把那么多文物、图书一次次地搬回毛家湾的时候，他不仅完全知晓，而且一定会乐不可支，叹赏称好。林立果的兴趣似乎在新玩意儿，他来文管所只对本不属于文保范围的唱片和八音盒感兴趣。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不但在政治上一致，皆犯颠覆国家政权罪，在窃夺文物上也惊人的一致，林、陈、黄、吴、叶、李、邱，竟一个不缺地肆意窃夺文物。这个集团中，除陈伯达是文人外，其他都是武人，论文化水平，除林、陈高一些外，黄、吴、李、邱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们却都一致对文物古书发生了兴趣。他们的一致，并不是一致要批判所谓“四旧”(当时文物被列为“四旧”)，更不是都懂得鉴赏(只有陈伯达算个内行)，而是一致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宝物，很值钱，所以值得收藏。于是，这些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一个不落地都成了贪官。

　　——林彪倒台以后，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有四句诗批判林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林彪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差不多如此。陈伯达，一副左派大理论家的架式，成天高喊“革命”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提法就出自此人之手。黄、吴、李、邱，紧跟副统帅，“左”的出奇，红的发紫。但他们实际干的却是颠覆国家政权和窃夺国家及私人文物的龌龊勾当。1967年到1970年，正是这个反革命集团“革命”口号喊得最响的时候，也是他们的“革命声威”最显赫的时候，但恰恰就是这几年，也正是他们疯狂窃夺国家文物的时期。这几年中，林、叶的秘书竟来了文管处300多次，有时一天来三四次，陈伯达及秘书竟来了139次，有时陈一周要来三四次，一天有时要来两次。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他们每日里好像是在忙于“反修防修”，而实际上却是忙于盗窃文物，中饱私囊。他们是一伙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极“左”派贪官。